如此一来，是不是说只有上了哈佛这样的顶尖大学，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富豪呢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

此时，除两位老人离场外，剩余的40位老人都高高举起了手，挥动着手里的百元大钞，抢购产品。后来，他向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讲述这件往事时，反复表达了对王威的好感。

两年前大热的家庭伦理剧《老有所依》中曾有这样一幕：一个年轻的保健品推销员在公园遇到一位老人，一通称赞后邀请他去听公司的产品推介会，最终骗得老人一次性购买了5000元的保健品。这还算人来得比较少的场，多的时候一上午能卖20万元。他给留有信息的每个老人打电话，邀请他们第二天上午来公司参加一个公益健康讲座。但对保健品销售公司来说，并非所有的老人都能成为潜在客户，它们需要找到最有潜质的老人客户。此举令诡连胜大为感动。

这才是本场讲座的目的，也是该公司要卖出去的保健品，一套包含两盒参加茸口服液的产品售价3000元，单盒均价1500元。他把王威拉进屋，还拿出了珍藏许久的好茶，两人聊了近一个小时。这样做可能会让患者之间互相影响。

他说：在国内，这种情况几乎没治。但区别于美国的半商业化模式。治疗方案被改变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药品的差异。在美国，临床试验用药虽然是免费的，但患者的检查费用会高于平常。

在现有药物有效的情况下，参加临床试验并非病人的首选。一些药企甚至会在与CRO的合同中注明：必须保证临床试验通过。

2012年，美国第5次修订《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》，强调改进FDA的快速审批通道，包括培训此类药物的审查人员，并且提出要优先审查孤儿药。然而，一旦患者对抗肿瘤药物产生抗药性，美国的新药临床试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最后一搏。就在上周末，李明磊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跑完了5公里，而两年前，他是被妻子用轮椅推下飞机的。他病情的好转也许并不能被称为医学奇迹，而只是赴美国治疗癌症的众多患者中普通的一个案例。

刚刚参加完全美肿瘤学年会的李陶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（微信ID：china-newsweek）：当时我们知道，美国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黑色素瘤的新药，正在做Ⅲ期临床试验，而且Ⅰ期、Ⅱ期试验的结果显示，疗效非常好。作为这间第三方稽查公司的总监，蔡绪柳发现，有的医院会将患者集中在一起，由一个医生给几十个患者讲述试验的风险与利益，再让患者决定是否在授权同意书上签字。皮肤黑色素瘤患者张天银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治疗，他的主治医生李陶建议，可以考虑去美国参加临床试验。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（微信ID：china-newsweek），在去美国就医后，有67%的中国患者的治疗方案被改变。

一位患者在美国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后这样说：这就好像美国都在用iPhone6了，我们还在用iPhone3。67%的治疗方案被改变38岁的李明磊在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就诊时，这里的医生告诉他，他属于肺癌IV期，只能保守治疗，没有机会手术。

大量的癌症患者到美国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，因为我们最新的药品是美国2011年上市的，美国2012年、2013年…… 一直到2016年的药，我们都没有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中国食药监局机关行政编制为345人，其中稽查专员仅有10人。

本文转载自：中国新闻周刊，原标题《癌症患者赴美当小白鼠的背后》。也有的医院会在患者参加临床试验前，将他的肿瘤大小量大一点，最终结果评估的时候再量小一点，药物的疗效便因此而显现。这意味着，一旦患者产生抗药性，在中国治疗的患者将没有其他药品可供选择。与药企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不同，美国的临床试验大多由药企主导。预计到2025年，中国的肺癌患者数量将达到100万，成为世界上肺癌人数最多的国家。蔡绪柳说：中国很多临床试验的方案，都是依靠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（简称CRO）和医院共同设计，有的药企还不如CRO专业。

相对于美国宽进严出的审批制度，中国刚好相反。在美国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，每天有数百项临床试验在同时进行，超过90%的肿瘤患者会主动向医生询问：我是否可以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？如今，这里也不乏从中国转诊来求治的晚期肿瘤患者。

李明磊清楚地记得，在服药5周后，PET-CT显示，脊柱和肋骨上的转移病灶就消失了，肺部原发病灶也缩小了60%。以抗肺癌药为例，美国已经开始了第IV代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，而中国还停留在第I代靶向药上。

还有研究者会直接修改病人病历。美国讲究信用，申报时唯一的审查就是看你申报的资料中，结论、推论有没有错误，不会去质疑你的试验程序和结果。

在接下来两个疗程的化疗中，李明磊的身体被化疗药物攻击得虚弱不堪，最终他已经无法自行翻身。活检和基因检测为李明磊找到了患癌的精确病因——EGFR19基因突变。但是，在中国，主导临床试验的大多是有资质的三甲医院的医生，他们通常是主任医师，是整个医院里最忙的一群人。李明磊从申请参加试验到正式入组，仅用了一个月时间。

医生也会给患者留下紧急情况下的联系方式，护士会时常给患者打电话，确保及时跟踪患者的服药情况、不良反应并协助患者填写试验表格等。有的医院会将对照组和实验组掉个个儿。

癌症患者赴美当小白鼠的背后三年前，骨科医生李明磊感到左胸疼痛越来越重，他决定去做一次CT检查。为了提高FDA的工作效率和药品审评审批质量，美国早在1992年颁布的《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》中便要求：新药申报者可以向FDA交纳一定的申请费、处方药生产场地年费等，并要求FDA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，完成审评、审批工作。

当然，他也是足够幸运的——EGFR19基因突变，让他进入了第三代靶向药的临床试验，在试验开始的两周以后，转机就出现了。2007年发布的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对每个审批环节都做了时间限定，其中，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间不得超过90天，但实际上，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食药监局）的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中国1.1类新药、3.1类新药及6类新药申报临床试验的平均审评时间为14个月、28个月和28个月。

直至今年7月18日，首支HPV疫苗才获批在中国上市，而这一审批过程经历了近10年时间。在中国，伦理委员会依附于医院，审查也流于形式。北京经纬传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绪柳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（微信ID：china-newsweek）：有时，医生会特别强调免费用药，却不充分告知用药风险。由于中国只有400多家可以进行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，其中主要是三甲医院，而药物研发和销售都需要依靠医院，这让中国的药企不敢得罪这些医院和医生。

蔡强介绍说，这些特殊渠道审批的速度要比常规快很多，有时候只需要三个月。如今，李明磊定期来哈佛大学附属的麻省总医院治疗癌症。

由于控烟不力等原因，肺癌也是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的首要原因。但基本上，他们很少有时间参与。

在发现肺部有一个4公分左右的结节以后，他给自己确诊了——癌。位于北京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，中国每年赴美就医的患者约有3000人，其中70%为肿瘤患者。